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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先生，莱昂·克里斯滕。”

“当然。在这里工作多久了，莱昂？”

“圣诞节之后就是三年了。”

“能说俄语吗？”

“能，但我的法语和德语更好一些。”

“很好，很好，”领事点着头，虽然发报员并不明白好在哪里，“我们需要交给你一个任务。”

“先生？”

“戴维会给你一辆车，”领事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看了副领事一眼，得到后者颔首许可才继续，“是的，一辆车，一辆雪铁龙，我想，一辆能胜任长途旅行的车。”

“为什么？”

“显然，斯科特，原定的司机，得了急性肠胃炎——”

“领事的意思是，”戴维温和地说，接过发言权，就像从步履不稳的幼儿手里取走玻璃杯，“你会去一趟贝尔格莱德。”

“无意冒犯，先生，但为什么？”

副领事摘下眼镜，仔细地擦了擦，把它放到电话旁边，“因为你会把‘乌鸦’接回来，克里斯滕先生。”

——

莱昂·克里斯滕绝不是为了成为无线电发报员而跳进外交这个浑浊鱼塘的。

他的母亲，上帝保佑她卫理公会的灵魂，更希望莱昂能当个兽医，这样当牧场里的母牛要生产的时候就不需要到二十公里外把那个喜欢嚼烟草的墨西哥人请来了。当莱昂最后一次从华盛顿回来，宣布自己即将被派往欧洲的时候，克里斯滕太太往装厨余的垃圾桶里吐了一口痰，继续搅拌锅里的马铃薯浓汤。

莱昂在1972年1月23日到达巴黎，坐的是一架C5运输机，和四五十个木箱一起塞在机舱里，木箱上没有任何标签，也许是飞机组件，也许是冻干保存的苏联间谍。没有人在机场接他，莱昂拎着从舅舅那里借来的小手提箱，在机场等了一个小时，觉得自己像个战争孤儿。领事馆显然指望这位初来乍到的外交官独自征服法国国铁令人迷惑的庞大系统。

奇迹般地，他做到了。

戴维·帕克把这个从康涅狄格州来的年轻人带到译码员利亚姆面前，就像随手把捡来的小狗丢给鼻子发白的老狗。教他这玩意是怎么运作的，副领事说，必要时也可以让他做些别的。“这玩意”指的是无线电发报机。“做些别的”指的是打扫茶水间和定期喂饲在围墙里徘徊的几只流浪猫。最肥壮的那只斑纹公猫名叫基辛格，其余的没有名字。

“他们向华盛顿申请人手，”老译码员解释道，把一本翻得破破烂烂的手册扔在他面前，再放下三四支末端被咬过的铅笔，“结果华盛顿把你送来了。仍然得物尽其用，你明白吗？”

这只是暂时的，莱昂告诉自己，过几个月，外交官生活的有趣部分就会显现出来了。然而三年过去了，他仍然在那个碗橱里收发电报，外交生涯最有趣的部分不过是利亚姆在办公室午睡时吞进了一只苍蝇。

这就是你在等的一刻，他想，发动了汽车，引擎发出令人愉悦的低鸣，一个秘密任务，到南斯拉夫接一个货真价实的间谍。副领事敲了敲玻璃，莱昂摇下车窗。

“别做多余的事，”牧羊犬警告他，“也别说多余的话。”

“是的，先生，我是说，我不会的，先生。”

“除非事态紧急，否则不要用